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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揚多邊主義,提高全球治理能力

    來源:光明日報 丨 作者:趙英臣 丨 時間:2021-01-26 丨 責編:王鑫

    2021年如何起步、如何開局,找準方向至關重要,事關世界能否走出疫情陰霾、扭轉經濟衰退之勢。“把握關鍵之年,重建各方信任”,這是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議程”對話會的主題,體現出各方對合作應對全球性挑戰的緊迫性的清醒認識。國際社會亟須重建各方信任,堅持和弘揚包容性多邊主義,形成相互尊重、相互合作的各種雙邊、多邊、全球協調和溝通機制,提高全球治理能力。

    在當前全球化風險社會背景下,國家集體行動能力和國際合作能力的重要性越來越凸顯。全球化是現代化發展的動力,也是全球風險社會形成的過程。全球化就是在不斷應對各種風險的過程中曲折前進的。20世紀以來發生過兩次世界大戰,多次“全球大流行病”。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放大和加劇了國際體系中的固有矛盾,加速了已有的變化態勢,也增加了系統由量變向質變“突變”的風險,揭示了人類正生活在一個“高風險、多動蕩、更脆弱”的社會生態復合系統之中,同時也啟示我們“生活在一個互聯互通、休戚與共的地球村里”。

    隨著全球風險社會的到來,全球化系統性風險顯著上升,國家集體行動能力在預防風險、應對危機過程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東亞和歐美各國不同的抗疫方案,展現了各國迥異的政治經濟結構和社會文化基礎。尤其是東亞國家、地區的強大治理能力及其獲得的人民的尊重,民眾的集體主義素質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紀律性,使其在抗擊疫情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充分展示了抗疫決策能力、社會動員能力、多方協調能力與國際合作能力。全球風險社會需要以人類的共同利益為價值趨向,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堅持整體主義思維方式,倡導具有全球整體性視野和實踐理性基礎的價值理念,注重共同安全,重視管理型安全,共同推動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的世界。

    全球化的最大挑戰源于國家政策,需要國家平衡內外治理能力。全球化進程中經濟權力與民族的政治領導權并不總是一致。全球化對各國社會、經濟和政治組織的運行及其模式產生重要影響。一方面,全球性問題已遠非單一民族國家能解決,新的全球化權力體系的形成,使得國家必須與全球層面上的各種力量進行互動與合作;另一方面,各國內部經濟、社會等領域的治理更趨多元和復雜,傳統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及其政治權力面臨著新的背景和定位,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成為必然。后疫情時代國家能力仍將扮演重要角色,要求加強政府效能,通過協調國內外政策,更好地控制全球化中資本與其他要素不平衡在各國造成的收入分配差異拉大問題,有效彌補市場和社會不足。在國內治理與全球治理互動中,提升社會、市場和政府力量協同性治理的能力,在明確劃定各種權力邊界的基礎上充分展現各自的正向功能,推動決策機制和行政執行體系現代化,構建一個有效市場、有為政府和有序社會的基本格局。

    多邊主義是維護和平、促進發展的有效路徑。后疫情時代國際社會亟待形成一套符合時代潮流、體現公平正義的國際多邊合作新共識,需要更多高質量的區域和國際性多邊主義機構,建立全球性的多邊合作基礎設施,完善區域及全球治理機制。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團結整合國際社會各種力量,實現全球治理體系整體協調,以有效應對全球事務。

    在錯綜復雜、相互依存的當今世界,各國尤其是大國需要在健康安全、環境安全、數據安全和社會安全等安全事務上尋求利益契合點,在相互尊重彼此社會差異與不同國家治理風格的前提下,形成明確問題導向的通力合作,增加全球公共產品供給動力。在全球治理機制的轉型過程中,尊重各國不同的歷史、現實和文化差異,塑造多邊主義的網絡化和包容性,增加全球治理的靈活性,給予各國更充分的政策空間和自由度。

    荷蘭經濟史學家皮爾·弗里斯在《國家、經濟與大分流》中說:“決定現代歷史產物的是制度,而并非氣候、地理等自然力量,更不會是疾病暴發等因素。”以主權國家為基礎構成的現行國際秩序,從根本上決定了各國政府才是解決國內外公共問題的最終責任人,人類未來命運系于有歷史擔當的政治家。當今世界唯一變革的力量是改革的力量,堅持和弘揚多邊主義、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與重構是大勢所趨,也是在不確定性的世界中爭取更好未來的必然之途。

    (作者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作者簡介

    姓名:趙英臣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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